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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看似是最平常的事合法配资公司，却关乎我们如何安顿身心，如何理解文明传统，如何在信息奔涌的时代保持判断，又如何重新感知那些被日常遮蔽的经验。

小北选取了四篇来自北大教授的关于阅读的文章：王曙光老师从人文元典谈身心性灵的滋养，何晋老师回望“人人有书可读”的来之不易，路杨老师讨论阅读如何在个体生活与社会行动之间发生作用，王虹元老师则从文学形式、翻译与细读出发，提醒我们保有感知力。

四篇文字彼此呼应，共同指向一个朴素而重要的问题：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又该怎样读书。

以人文元典安顿身心滋养性灵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读书乃人间第一乐事。“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人生最幸福之事，莫过于胸中洒落，廓廓荡荡，无俗事，无尘扰，静坐一室之中，披览古今奇书，忘怀天地，乐何如哉！故国人常说，“数百年世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积善则俯仰无愧怍，读书则身心有安顿。想象古人“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之意境，何其神往之至！

世间有功利之读书，有超越功利之读书。功利之读书，求“有用”，求其世俗价值，本是人生必需，无可厚非也。钱穆先生言大学有“事统”、“学统”、“人统”三境。“事统”求会做事，“学统”求新知识，此两种读书皆可以归为功利之读书；而“人统”求确立自我之道德人格，求成就自我之身心性命，此种读书乃超越功利之读书。读书若仅溺于功利境界，而不能在读书中安身立命、知天达命、存养心性、浸润性灵，从而确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则终不是真读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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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讲学图轴，明，孔子博物馆藏

读书又有“记得”、“晓得”、“明得”三境。《传习录》第二百五十二章：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记得”，是记诵之学，纵记得六经，倒背如流，也是书蠹、掉书袋而已。“晓得”，是晓得其义，通得其理，读书到“晓得”地步，已然能融会贯通，然而尚不能自心了悟，仍处于“认知”阶段。“明得”，是自性呈现，本心洞明，自家本体豁然朗彻，读书至此“明得”境界，方寻到自家宝藏，这才是真得，此孟子所谓“自得”之境界也。不能“自得”，则圣人还是圣人，我还是我，圣人之言与我毫无干系。而到“自得”境界，则圣人与我化而为一，我与书化而为一。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深造自得”，即是探得学问本源，使学问与自我本性化而为一，如此则“居安”，即内心安定地秉持固守所学之道；如此则“资深”，使学问积蓄得更为深厚而不会流于浅薄而表面之袭取；如此则无论怎样发挥运用这些学问，都能不离开学问之根本，此之谓“取之左右逢其原（源）”。何谓“源”？此源头活水，即是自己的良知，便是先生所说“自家的本体”。读书到此，方是真读书者。

明人彩绘圣迹图册页——删述六经图，孔子博物馆藏

近年来，吾每鼓励身边学生多读“元典”。元者，大也，长（zhǎng）也，首也，原（源）也；元典者，一国家一民族一文明最具源头性、经典性、权威性之典籍也。钱穆先生曾列出中国人必读之九种元典，分别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将先秦儒道经典（“四书”与老、庄）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和中国化佛学（禅宗）典籍基本囊括（或许还可加上《周易》），中国身心性命之学尽在其中矣。无论何种职业，此九本书皆是生命根柢、心性源头，凡中国人不可不读也。近二十年来，吾陆续著述出版《论语心归》《老子心诠》《孟子心证》《中庸心履》《大学心法》《周易心解》《阳明心传》等书。我读古人，实获我心，由元典而得生命之滋养、性灵之浸润，真是愈读愈深，愈好愈乐，终生受用不尽也。

然读元典须有法。吾尝将元典之读法归结为“切己读书法”。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此中“切”、“近”之说，与《周易·系辞下》之“近取诸身”为同一意蕴（朱子与吕东莱编《近思录》，亦用此意）。切问者，从自己身心上发问；近思者，从自己身心上深思；“近取诸身”者，从自己身心上取法体悟也。吾曾撰《切己读书论》曰：“圣人一字一句，惟从自家心上体贴，方能会得真切。眼前境遇，身边俗事，一一俱是圣人开示之机关要命处，不可轻易放过。至于颠沛造次之际、困厄蹇难之时，更是圣人接引吾辈之良机。此时若不能识得圣人面目，犹学禅者不解师傅尘尾所指何处，则终生亦难悟入。若于仓皇沦惑、愤悱难危之际得圣人言语，与圣人意思一刹那接著，其妙不可言喻，其益处亦不可胜用矣。若真如此从心上体贴圣人意思，则不啻登堂入室、亲聆謦欬，直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欲与古人共拊掌矣。”从自己心上体贴圣人意思，这才是真正的读元典之法。而时人惟知记诵字句，以博闻强记为能事，如此，圣人是圣人，吾辈仍是吾辈，圣人与我两不相干，圣人不能入得我心，我亦不能入得圣人之心，则圣人与我终为陌路殊途。如此读书，岂书之过耶？

《三圣像》图轴，明，孔子博物馆藏

伊川先生曰：“读《论语》者，但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又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将圣人之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又曰：“《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伊川所言读书之法，乃切己反身之法，一语道破千古读书之秘。

“一室之内自有至乐，六经以外别无奇书。”望年轻学子们都能在专业知识之外，读元典，学圣贤，锤炼心性，努力践履，将学问思辨行打并一处，惟精惟一，深造自得，真正从元典中获得生命与心灵向上之力量。

人人读书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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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代刊写、流传的书籍，虽历经多次毁亡，但存留到今天的数量仍然首屈一指，仅清代乾隆时期官方的《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有图书1万多种17万多卷，还不包括民间私人大量的藏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书籍曾以金石、简帛、纸张为载体，或刻、或写、或印，记录有君臣的历史治乱、诸子的哲学思考、诗人的情感悲喜，通过具有独特意象的汉字汇聚成为了历代人们得以阅读的资源宝库，滋养万世，可谓“子子孙孙永宝用”，其中亦不乏流传域外的世界性的经典作品。

读书，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已内化为一种文化基因，耕读传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社会对读书的期待与愿景，是对智识、道德、理性的尊重，相信“道”在书中的存在与传承，以为兹事体大。不过，能读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发展到能够全民阅读的今天，其实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在我看来，这和历史上几个关键推动紧密相关。

孔子杏坛讲学图轴，明，孔子博物馆藏

第一个推动，是春秋末年孔子开私学教育。在这之前，学在官府，只有极少数的人，也就是贵族才能读书受教育，图书也为王侯所藏，基本不流布于民间。在贵族社会逐渐瓦解时，正是孔子将原本为王官之学的《诗》《书》等“六艺”图书作为教材传授学生，有教无类，“弟子三千”，开始让不少普通人能够读书了。孔子因此被后世读书人尊为先师，敬为万世师表。

第二个推动，是纸的发明与应用，使图书的日常载体摆脱了笨重的简牍，这让图书更便于抄写、储存、携带。这不仅增强了流传中的知识密度与容量，也有助于扩大传播范围。纸的发明，无疑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第三个推动，是以雕版为特征的印刷术，使得图书以标准化批量生产。刻本替代抄本，极大提高了图书生产效率，增加了社会的图书供应量，降低了图书成本。“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故宋代以来，官、私刻印图书的书坊越来越多，图书市场繁荣。纸的应用与雕版印刷相结合，天下一般人也就容易有书可读了。即便如此，在中国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中，虽然中央有国学，地方郡、州、乡也开学校，但能识字读书的人仍为少数。

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在敦煌地区发现的公元868年印刷的唐代雕版印刷《金刚经》，图为敦煌雕版《金刚经》局部，大英博物馆藏。

第四个推动，我认为也是最关键的终极推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全民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基础教育的普及与成就。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义务教育体系，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读书从识字开始，而这有赖于全民义务基础教育的普惠，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当今身处这样一个全民阅读的书香社会，对不少人来说，读书不仅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认识到它的来之不易，先贤的努力、技术的推进、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无不在这一历程之中起到重要作用。

阅读：在个体生活与社会行动之间

路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

作为中文系的一名文学教师，我的身边并不乏爱读书、想读书的年轻朋友。在“大学国文”或文学史的课堂内外，常有学生问及读书的方法：读什么？如何读？如何将阅读融入日常生活？读书又何以能够成为提升人生境界和丰富内心世界的途径呢？在我看来，“提升”或“丰富”已是后话，前提首先是“读”。如要将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如先将如此高蹈的目标从心理上卸下，不然反倒会令人望而生畏、开卷踟蹰。我们或许可以看看鲁迅和胡适提供了哪些经验。

鲁迅的《读书杂谈》收录于其杂文集《‌而已集‌》中，图源：浙江省档案馆。

鲁迅在《读书杂谈》中说，读书可分为两种：“职业的”和“嗜好的”。所谓“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皆因“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正因其不受限于具体的、明确的、功利性的目的，反而能够在阅读中享有心灵的自由。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最大的困扰或许来自“职业”对“嗜好”的异化，好在职业总有边界，嗜好却可以有辽阔的幅员。鲁迅就建议青年人“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胡适有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盖因“读书无捷径，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在胡适看来，所谓“读书的习惯”也很简单：“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针对的则是生活中容易滋长的惰性、粗疏和成见。因此，读书习惯的建立也是对生活积习的改造。鲁迅谈兴趣，胡适讲习惯，都是从生活本身进入阅读的门径。说到底，读书是一件朴素的事，却通往复数的生活。

就我所从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不仅是个体精神生活的重要构成，也是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重要环节，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的中介力量，包含着重启文学的开放性、实践性与公共性的可能。在小说《边城》的题记中，沈从文曾特别谈到“读者”的问题。在批评家、文艺爱好者、大学生和中学生之外，沈从文还特别看重这样一类读者：对于那些已经离开了学校，具有一定的文化能力，从事的工作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者高深的学问并不相干，但又对中国社会的变动有所关心，想要认识这个民族的伟大传统与现实困境的“读者”，沈从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他们一点“勇气”和“信心”。1936年，沈从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在学院里的、文科、法科的学生之外，那些在实验室里的、理工科的学生，那些已经离开了学校在偏远的地方和基层工作的人们，也是新文学的读者，并且号召作家创造一种“对大多数人有益”的“经典”：既包括引导人们朝向健康、勇敢、合作、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也包括能够增加人类的智慧和爱、提高民族精神、丰饶民族感情的作品。饶有意味的是，在走上新文坛之前，沈从文这样的经典作家也曾是生长在“边地僻县”的新文学读者。这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的创生与再生产，本就不曾局限在学院化、体制化的环境内部，而是从一开始就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处在大变动时代中的普通中国人。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们对“全民阅读”的重视，接续的也正是现代中国的知识人和文学者对时代、社会、民族的切身体察和责任感。如何通过文学阅读塑造读者，召唤新的青年，创造新的文化，这既是现当代文学创生时所内在包含的立场和能量，也是今天我们倡导“以天下为己任，为强国而读书”时需要思考和发扬的。

1984年电影《边城》剧照

如果对今天年轻人的文学生活略作观察，我们也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阅读方式尤其是可选择的媒介和资源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并非简单的“碎片式”或“快餐式”阅读即可概括，其中包含的一些新的阅读习惯，也萌长着新的可能性。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喜欢并经常使用“微信读书”，其中的一大乐趣在于可以在阅读中共享其他读者对同一段落或文本细节的点评。类似于视频网站的弹幕功能，这些点评虽然可能打破阅读的连贯性，甚至有时带有较强的戏谑感和娱乐性，但也常常可以触发情感的共鸣或思维的互动。尤其是对于一些较难进入的经典文本，这样的阅读方式也建立了某种分享与共情的空间，联结起了无数孤独的阅读个体，使年轻的读者不至于陷入“独学而无友”的倦怠或困境。同时，新媒介的运用也未必会削弱传统阅读的空间及其有效性。就我对北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观察，校园阅读仍然很蓬勃。除去以教师、同门、研究性学习为主导的专题读书会之外，以学生、社团、趣缘社群为中心，以自我教育和同伴教育的形式展开的阅读活动仍然非常丰富且鲜活。由阅读到讨论到写作，甚至到更具实验性和创造性的艺术探索，都是在这些跨越线上与线下、多媒介、跨领域的阅读中生发出来的。

4月20日，一名小旅客在G7378次列车上举行的“书香伴高铁阅读润旅途”列车阅读会上阅读，图源：新华社。

虽然阅读在根本上是很私人的事情，但当下青年人的很多阅读行为，比如近年来流行的读书群、读书打卡、读书播客、线上读书会等等，也正在借助新媒体的技术与平台，缔结一种富于情感互动和思维碰撞的“阅读的共同体”。虽然这种“阅读圈”的形成和具体运作，与都市语境下的文化消费存在密切的关联，但从青年读者的主观诉求及其选择的经典书目来看，又未尝不是出于对当下流行的碎片化信息摄取的警惕，以及对过度竞争带来的焦虑感和疏离感的某种“抵抗”。就文学阅读而言，今天的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经过普及化的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又天然地置身于网络和全媒体时代构筑的公共空间之中，其实构成了文学面向社会发生作用时的中间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读者的阅读行为、习惯和经验既值得尊重，也有可以进一步反思与拓展的空间。比如怎样从寻求信息搜集、知识获取、兴趣消费、情感疗愈的阅读，进入更富深度的自我涵养、社会观察和理性思辨，尤其是如何借助这些阅读行为中正在萌动的凝聚力和批判力，进一步将“行为”转化为“行动”，把“实感”落实为“实践”，将“常识”活化为“常理”与“常情”。换言之，新的媒介与传播形态也未必一定会导向文化的“断层”，有效的阅读仍然在发挥“诗可以群”的古老力量，帮助青年人努力突破自我的异化，恢复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切实关联，培植起具有现实感和能动性的主体状态。

感知不息，捡拾不辍

王虹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助理教授

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迎来理论思辨的急转。当许多普希金研究者面朝“俄罗斯文学的太阳”眩目的强光，近乎虔诚地挖掘这位诗人短暂一生的种种阴影和细琐时，在彼得堡大学的一门普希金研讨课上，几个青年学生却迷恋着另一些东西，比如文体、声律、手法的集群：在他们看来，这是诗歌成为诗歌的关键所在。至于是什么让诗人成为诗人，这对当时的他们而言似乎并不重要。

很快，这些青年学者便组建起文学语言的研究会，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也随之诞生。学派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的问题意识与概念体系直接或间接地留存于后世文艺研究的种种话语，幻化出纷繁多样的形貌，甚至影响着我们如今的文学阅读方式和审美趣味。

形式主义最初也最响亮的宣言，是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那篇《作为手法的艺术》。围绕着“陌生化”这一核心理念，文章在强调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之余，更提醒我们觉察自身对种种日常经验与审美体验的感知习惯。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其“陌生化”理论和对文学艺术的独特见解而闻名。

什克洛夫斯基谈到一种普遍存在却为人所不察的现象——人类认知活动的自动化。这是一种心理资源的节约机制：一切令我们熟悉和习惯的事物都会逐渐被压缩、简化，直至不再真正进入意识。于是我们在行走时不再留意身体各部位如何协调运动，在读取消息时不再逐字辨认，甚至对于周遭由纷繁物象构成的世界，也大多不是直接“见之于目”，而是倾向于利用经验和常识，去匹配某种“识之于心”的印象。一定程度上，这种自动化对我们的生存和适应都是有利的，但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却也随着认知效率的提升，在我们无意识的目光中，变得透明而不可见。

“如果许多人整个复杂的生命历程都在无意识中度过，那么这种生活就仿佛不曾存在过一般。”借列夫·托尔斯泰之口，什克洛夫斯基如此叹道。当我们站在生死的关卡回望一生，发觉身后只是一片苍茫大雾，除了浑浊便是模糊，那不是太让人唏嘘了么？因此，“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为了感知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才存在着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

艺术的感知应当带来困难和阻滞，使人花费更多时间与心力，这是“陌生化”的题中之义，与其他效率至上、结果导向的人类活动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主义的立场之中包含着一种反优绩、反功利的思辨，不仅要求我们将体验和感知的过程视作目的本身，而且引导我们重新调整生活的天平，不再急于提炼要义、归纳主旨，允许那些一时无用、尚未成形、甚至已经被遗落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省察，复又浮现。

也难怪鲁迅将他那部回忆散文集的题名从《旧事重提》改为《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在傍晚时分捡拾清晨的花，容许记忆的错置和感念的消逝，既可重拾“旧来的意味”，又可在残花的暗香中，为往事赋予超越乡愁的深意。

三味书屋

“捡拾”这一动作在苏联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基坑》中，有着更具寓言性的存在论意味。机械厂工人沃谢夫因耽于思考而被解雇，将所有行李收进一只口袋，在迷茫之中踏上征途。在口袋的夹层，他悉心收藏途中各种各样“不幸的和默默无闻的东西”，从枯叶到骨灰，在意义崩塌后的游荡和寻觅中，将它们视作世界存在的证据。

虽然时代与语境迥异，沃谢夫的形象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世纪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笔下的“拾垃圾者”：他们时疾时徐地游走在大城市的狼藉之间，分门别类地收集一切被唾弃、被践踏的东西。在瓦尔特·本雅明的解读中，波德莱尔将拾垃圾者和诗人的行当联系起来，似乎在对都市弃物的筛选和保存上，才寄寓着诗人卑微又宏大的使命。当然，上述“垃圾”主要指未被充分感知、细致理解的事物，而写作者和阅读者恰恰常从这类事物中寻得契机，使得在自动化经验中被“视而不见”的内容重新进入表达和理解。

拱廊街内的漫游者

在我所接触的诸多文本实践中，翻译也像是捡拾的另一种形态。作为一种细读方式，翻译近乎笨拙：逐字逐句的辨认和取舍有时偏离题旨与主线，长久的卡顿常常出现在“微不足道”的细部之中。为了在语言和意义之间寻找对等、将缠绕的句法拆解成可理解的片段、尽可能还原作者的风格与节奏，平日浏览时并不留意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为问题。但也在这些漫长的犹疑和商榷中，文本显露出惊人的饱满和丰富，一个词语可以牵涉幽深始末，一个浅浅掠过的名字可以映出整个时代的记忆。

因此我想，即便是在当下，即使似乎一切苦功都可以在科技的助力下简化到极致，翻译和细读也仍然是必要的。事实上，许多写作便生成于这些看似旁逸斜出的细部，利季娅·金兹堡的纪实性散文《围困者手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日记合集《殉道学》都是典型的例子。前者以知识分子视角聚焦列宁格勒围城战中的个体经验，后者则呈现了这位知名导演在影像、文本之外的悲欢碎片。